本文基於行、知、言三域理論，系統考察了現代漢語“V起來”的分化及其連接功能生成機制。研究表明，“V起來”的三域分化與其在句法-語義-功能層面的語言表徵存在系統映射關係。行域“V起來”為動補結構，表示趨向義或體意義，通過時間序列實現句法層級的聯接;知域為“V起來AP”的構式前件，構建視角化評價框架，實現超句法範疇的認知推理關聯;言域作話語標記，通過立場協商機制完成篇章層級的互動性話語組織。研究表明，三域“V起來”在句法層級（句法層→超句法層→篇章層）、主觀性維度（客觀動作→主觀評價→交互主觀性）及連接功能定位（命題表達→認知推理→話語組織）三個參數系統內形成連續統。其連接功能的生成，本質上是認知域互動、主觀化驅動與句法調控協同作用的結果。

本文從製圖角度研究粵語句末助詞“㗎”的句法結構。基於五種不同語境（普通陳述、信息詢問、感歎、警告、回應尋求）,“㗎”可見於以下三種結構：感歎句、陳述句或疑問句。本文通過考察每種“㗎”的語法屬性和語義闡釋,為“㗎”的不同出現情況提供了統一的句法分析。我們認為,鄧思穎（2020）的框架能夠很好地解釋“㗎”的不同用法,“㗎”的句法語義差異是其在左緣結構中經歷不同句法位移的結果。

本文以方言文獻中所記錄的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潮州話外來借詞為材料，通過比較海外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之間的音節結構差異，分析在語言接觸過程中，處於音節中不同位置的輔音及元音所採取的選擇機制，討論音譯外來詞的轉換規則及音譯策略。研究發現：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中，外來詞主要通過語音相似性經由音節對應匹配進入潮州話中，這種相似性是相對的;潮州話的“音系庫藏”及“庫藏音節”在借詞的音譯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近百年來海內外潮州話語音演變方向一致，是海內外潮州人的頻繁往來的體現。

學界普遍認為，現代漢語“一量名”短語不能表示定指，而“數（> 1）量名”短語可以獲得定指解讀。本文主張，“數量名”短語在內部語義性質上並無本質差異。“一量名”與“數（> 1）量名”定指表現的差異，以及“一量名”在回指類型上的限制，均源自“一量名”與光桿名詞的競爭。“DP最小化”原則（Patel-Grosz & Grosz 2017）要求：用於定指時，“一量名”如果與光桿名詞指稱完全相同的對象，且沒有其他使用目的，則會被句法及語義更簡潔的光桿名詞阻隔。

副詞“果真”具有獨立的句法意義。“果真”處理的是前述信息和本句信息的關係，其核心語義是“驗證前述信息為真”，語義結構包括待證信息、驗證行為、確證結果三個部分，分別體現說話者認知的待信性、意志的求證性、態度的認可性，信息狀態由未證狀態變為已證狀態。“果真”和“果然”的差異主要在說話人所持態度和作用的關係上，“果真”說話者多持懷疑態度，其連接的是驗證關係;“果然”說話者多持相信態度，其後命題也多是印證關係。具體話語中，說話者態度省略和所持立場也未知，致使某些情況下“果真”和“果然”可以替換，但二者所啟動的語義結構依然不同。

本文探討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客家話中趨向動詞“落”和“下”的語義功能及歷時演變。“落”和“下”最初在語義上存在一定對立，與兩者位移參照背景的不同側重有關。但往後，兩者語義逐漸趨近。通過歷時和跨方言比較，本文認為，這一變化是官話接觸引發的語義複製結果，推動了客家話趨向動詞系統的再一次“二次分類”，最終實現形式與語義之間的重新分工。

本文主要討論了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並與普通話的施用結構進行了比較。和普通話一樣，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標記通常來自於給予動詞的“給”，附綴於動詞之後以增加動詞的價。與三價給予義動詞結合時，該施用標記可有可無，不產生增價效應。不同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各具特色，其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主要是受益者和接受者，各個方言點之間施用結構的語序因語言接觸的影響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分佈上呈現為一個連續統。總體而言，“V給”施用結構構成了西北漢語方言語法的一個典型語法特徵。

本文描寫了金華話“箇”在陳述句、疑問句中的具體語氣功能。陳述句中“箇”只能出現在謂詞性謂語句中,不能出現在名詞性謂語句中,通常表示確認斷言。疑問句中“箇”通常根據語用條件可選性出現,用於表達強化詢問語氣,提示聽者對方的高回應預期。最後,本文總結了七個吳語方言中句末“的”類成分的功能,發現句末“的”類成分功能都比較發達,而金華話尤其顯赫,具體表現為“箇”在確認斷言性陳述句中通常強制性出現,且功能一度擴展到了是非問句、選擇問句和附加問形式中,用於強化詢問語力,增加互動預期。

本文以語義語法為理論指導，立足語料和邏輯，將介詞“論”的句法環境描寫為“二階對比”的反預期話語關聯，語法意義提取為“定序生期”，“論”字句的結構特點概括為問答互動、並置生成。首先，回顧前人研究，指出“論”的介詞用法亟需精細描寫;其次，在話語關聯層面構擬“論”字句的“二階對比”句法—語義建構過程，指出無論是典型的轉折性話語關聯還是非典型的外折內因性話語關聯，“論”字句都必有反預期語境;第三，在單句層面描寫和驗證“論”的句法組配和語義選擇，指出“論”字句對反預期語境的要求來自其“片面性”，體現為句內事實句的“有序性”和觀點句的“偏向性”;第四，提取介詞“論”的語法意義為“定序生期”：通過将事物置於某一參照系中排序定位而產生相應的偏向性預期，從而產生在交際互動中二階對比的需要，因此“論”字句都來源於聽說雙方的問答互動。最後，從動介分類和語義提取兩個角度對介詞的語義語法研究提出了建議。

“叫莫”類動詞、副詞、連詞有多種詞形。“聽任”義動詞“叫（pro）莫”多見，為勸阻句“叫pro莫VP”的反問形式詞彙化而來，由江西填湖廣的移民帶到了中部地區，或經由讓轉的語法槽虛化為“儘管”義連詞。這類移民的數量在黃州、德安兩府超過土著，導致該類詞在鄂東北連片分佈，其他地區多為點狀分佈。在湘語長益片，“叫莫”類動詞經由推論的語法槽虛化為“何不”義副詞。“叫莫”類詞普遍分佈在黃孝方言，可以視為其方言特徵詞。

本文系統分析了濟源方言“NP₁ + V有 + NP₂”結構的句法、“有”的功能及其演變和語法化的條件。研究發現：①“有”具有領有義、存在義、完成-存續、焦點標記等功能，形成“空間存在→時間完結”的連續統;②“有”經歷了“領有>存在>完成-存續>焦點標記”的演化;③ 與普通話相比，濟源方言句法上允許“剁、吃、游”等高及物動詞自由進入，“NP₁”由處所詞語擴展至施事主體;④“有”的虛化受多重動因驅動：動詞變韻消退引發結構重新分析（V^D +有→V⁰有），語義相宜性推動空間域向時間域轉化，高頻使用加速“有”的語法化進程。濟源方言“有”的多功能性揭示出其從空間驅動到時間驅動的演化路徑。

漢語史上運動事件詞化類型“V→S”的歷時演變受到廣泛關注。然而，學界對“‘V→S’是否完成”依然存在爭議。本研究認為漢語運動事件已經完成了“V→S”的歷時轉移，並呈現“V→E→S→(V)”的輪回演變模式（V置於括弧內表示現代漢語未成為典型V-型語，下同）。本研究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通過追蹤漢語路徑動詞的完整語法化演變過程，構建“漢語運動事件輪回演變模型”，並以“來”的定量分析檢測這一模型。本研究發現漢語運動事件“V→S”的類型轉變在宋元時期已經完成。宋元之後至今，漢語呈現出“S→(V)”的演變趨勢。V-型表徵傾向於成為現代漢語運動事件的主導模式。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輪回演變是語言“清晰性”與“經濟性”互動的結果，是雙音化、語法化和詞彙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本研究是從“語言輪回”視角觀察漢語演變模式的初步嘗試，將有助於學界更加深刻地認識漢語的類型及其歷時變化。

在廣泛調查廣州方言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文章提出,自清初以來廣州方言“才”義副詞經歷了兩次主導詞替換。最初,“正”是主要表達形式,至遲在 19 世紀初“至”取代了“正”,到 20 世紀中期“先”又取代了“至”。復音詞“先至”自產生以來使用頻率有所提升,但始終處於次要地位。作為強勢方言的廣州方言中“才”義副詞的歷時替換與輻射擴散,塑造了現代粵語區該類副詞的共時分佈格局。本研究對考察漢語方言的親緣關係、演變速度、演變機制、文獻性質等方面有啟示意義。

結構助詞“個”的使用普遍見於東南地區漢語方言,表現出顯著的區域性特徵。粵西陽春粵語“個”在共時上兼有量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和句末助詞等多種用法。基於“S+係+VP+個+NP”格式,結構助詞“個”隨著中心語NP的省略或隱含,獲得結構助詞和句末助詞兩解,並最終產生規約化的句末用法。與東南地區其他漢語方言和民族語言的比較表明,VP後結構助詞允許其後中心語NP隱含（轉指用法）是句末助詞用法形成的必要不充分條件。

早期吳方言文獻中“的”類複合標記“個哉”具有時體功能。相較於“哉”,“個哉”無法在強現場性語境中報道新情況。在敘述語篇中,“VP 個哉”和“VP 哉”呈現出不同的語篇功能：“VP 個哉”在敘述語篇中只能位於非事件主線,無法推進事件鏈條的進展;“VP 哉”則無此限制。這體現了“個哉”和“哉”所編碼時體義的不同：“個哉”編碼了相對過去時,並表示事件先於參照時間的已然完成;“哉”則編碼了相對過去時和事件變化義。

通過對西北地區唐宋、明清和現代三個階段的方言材料分析，發現唐宋西北方言德、陌_二、麥已混同，主元音為[e]，少數由[e]高化為[i]，與職、昔、錫混同，西夏時期，這些元音高化到頂後開始裂化，音變表達式是e>i>iə>ie;明清蘭銀官話、現代晉語是這種音變的繼續和發展。從音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看，西北方言的這一特點是同源性質，不是接觸趨同。西北方言的這種音變在中原官話的侵襲下逐漸退守，如今僅局限在晉語、蘭銀官話中，以唇音字為多，呈現衰減的態勢。合口字不參與這種音變，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音變發展不同步。

本文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考察 205 位北京人口語中兒化詞的使用情況,發現兒化詞仍活躍在當代北京人的日常談話中,但個體差異明顯。年齡、文化程度等是影響兒化詞使用的重要社會因素,女性、青少年、學生等兒化詞使用數量較少,語言表達相對規範。與 20世紀 80 年代相比,40 年來兒化詞的衰減趨勢明顯,一些土俗兒化詞近乎消失,人際差異也顯著減小。不過語言使用規範化的要求以及北京人對兒化音的積極態度又使得兒化詞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徐州方言“想”是新興即行體，展現出了比成熟即行體更豐富的語法化早期階段的句法語義特徵，可基於不同語義功能“想”的共時句法特徵差異，構建更為完善的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的語法化路徑，進而更深入探討該語法化的演化機制。“想”的以下句法特徵在以往即行體研究中鮮少提及：（1）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非自主情狀時，“想”有主語導向和說話人導向的區別，且主語導向的“想”表主語的感知;（2）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自主情狀時，“想”僅在高度受限的語境下可表即行體，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表“意願”。根據（1），可明確意願動詞語法化起於後接動詞擴展;根據（2）和（1），可明確意願動詞與即行體雙重分析的階段是在即行體產生之後的，而非緊跟意願動詞階段。

回聲重疊在阿爾泰語系中被廣泛使用，基於40種阿爾泰語的材料，本文首次全面分析了其形式和功能。其形式分為輔音變換型、元音變換型、輔元變換型三種，其中輔音變換型最為常見，且以基式是否以m-起首而表現不同。其功能主要是相似複數，並延伸出了負面評價義，且可以跨詞類使用。借助語言內外部證據，本文推測回聲重疊最初產生於突厥語族，並經由語言接觸借用至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

鄱陽贛語中句末助詞“箇”存在兩種讀音,一種為輕讀的 [kɯ⁰],一種為重讀的[kɯ¹⁴]。輕讀的“箇₁”對應於普通話句末助詞“的”,不過具體使用上存在差異,根據其功能不同可以分為“箇_{1 確認}”“箇_{1 焦點}”。重讀的“箇₂”主要用於“V+之（+O）+箇₂”結構中,強調謂語事件已經完成,具有部分完成體特徵。基於對兩個“箇”的詳細討論,本文認為幾個句末助詞“箇”的演變路徑為：箇_{1 焦點} >箇_{1 確認} >箇₂。

本文的考察對象為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的”的對應成分：“個[e¹³]”。我們首先區分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個”作定語標記、用於焦點結構、以及出現在句末三種用法,接著通過製圖理論的方法對檳城閩南語句末“個”的句法層次進行考察,並兼論普通話的句末成分系統。我們發現該句末“個”屬於小句層次,屬於AssertionP。此投射高於焦點投射,低於語氣類助詞,包括焦點類助詞。雖屬相同投射,普通話“的_確認”與檳城閩南語句末“個”無論在語法搭配還是語義功能上都有差異。本文也透過句末助詞的排列和共現展示了檳城閩南語的邊緣結構。

本文考察漢語、蒙古語和維吾爾語中的類截省結構，圍繞該類結構中照應成分的本質問題展開探討。通過對比分析，對區分表層照應與深層照應的現有判定標準進行了重新審視。現有標準依賴於“鬆散”解讀的可能性（有別於Wang & Wu 2006的觀點）或此類解讀的c-支配條件（有別於Wei 2009的觀點）。本文引入混合型“鬆散”解讀的可能性作為新判定標準，並將其與（反）格匹配效應、從類截省結構中提取成分等現象進行關聯分析，從而拓展了現有討論。本研究發現，漢語和維吾爾語的類截省結構涉及深層照應，而蒙古語的類截省結構則呈現表層照應的特徵。本研究為類截省結構中照應成分的類型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見解。

根據二分法，可將疑問句分為尋求確認類和尋求信息類。漢中方言“……吧”疑問句也分為兩類：尋求確認的“吧”是非問和尋求信息的是非型正反問“VP吧”。通過分析“VP吧”中“吧”的性質以及“VP吧”的用法、句法特點和語義特點，可見“VP吧”本質上屬於正反問。因漢中方言處於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的過渡地帶，“VP吧”的形成必然受到語言系統內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影響。“VP吧”目前處於正反問向是非問過渡的第三個階段。

關中方言複數標記主要有四類：“的”類、“些”類、“們”類、“夥”類。這些複數標記在地域分佈、標記範圍、語義表達上都存在一定差異。其中，複數標記“們”的地域分佈最廣，複數標記“些”的地域分佈最窄。複數標記“們”“的”“夥”“夥裡”“些個”都只能附加在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些”則沒有這一限制，其還可附加在非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夥”“夥裡”“些個”只能表達普通複數義，複數標記“們”“的”可表達普通複數義和連類複數義，複數標記“些”則可表達普通複數義、連類複數義和相似複數義。複數標記的不同來源是造成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

現代漢語句末助詞“哪”有兩個來源：一是來源於前一詞是-n韻尾的語流音變，記作“哪₁”;二是來源於句末助詞“呢啊”的合音，記作“哪₂”。本文主要從海外藏河間府方言文獻出發，結合北京話文獻及當代河北相關方言資料，多角度證實了句末助詞連用形式“呢啊”的存在，從而論證了“哪₂”“合音說”的合理性。“呢啊”合音為“哪₂”後，其語氣表達也從“疊加語氣”發展為“複合語氣”，“哪₂”用於非疑問句，表達強烈的提醒語氣，用於疑問句，表達一種弱化的提醒兼深究語氣（有疑而問），或言者批評、責備的態度（無疑而問）。由於“哪₂”具有多重語氣且高頻使用，很可能會對跟它同音同行同位的“哪₁”產生“同化”作用，最終導致這部分“哪₁”跟“哪₂”合二為一，共同構成了現代漢語的句末助詞“哪”。

在數量短語中，概數詞“多”有三個可能的位置，分別是量詞之後，數詞和量詞之間，以及數詞內部，本文稱為“多”的浮動現象。從這一現象入手，基於已有的係位結構理論以及數詞的短語結構假說，本文認為漢語“數詞”應分解為一系列以位數詞（如：十、百）為核心、係數詞（如：一、二）為標誌語的位數詞短語。其中概數詞“多”是一種特殊的係數詞，量詞則被視作特殊的位數詞，浮動現象的本質是“多”充當了不同位數詞的係數。

實詞如何透過語法化獲得並列連詞功能，是語言類型學一直關注的課題，近年亦有不少學者從跨語言比較的視角，探討並列連詞語法化的共性。本研究基於2010至2025年間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分屬426種語言及367種漢語方言的1533個並列連詞，旨在分析絲綢之路沿線語言並列連詞的語法特徵與語法化路徑。本文有兩點發現。第一，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語法化路徑可分為“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循“共同施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有生名詞;循“共同受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無生名詞。第二，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多與數詞同形，據此可分為“以一為和”及“以二為和”兩型。前者與數詞“一”同形，例如格魯吉亞語的-dan ertad、維吾爾語的bilan等;後者與數詞“二”同形，例如甘肅及青海地區東鄉語的guala以及部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中的“倆”、“兩個”等。本研究揭示絲路沿線語言連詞的多樣性，為語言類型學研究提供寶貴資料與新的啟示。

昆明人蘇紹韓所著《原來如此》以刪除“重複”字母、明確“混淆”字母讀音、補充“缺漏”字母、重新擬定國音符號系統的方式，對國音字母符號系統進行了改訂;以等韻圖的形式，以新的國音符號系統標注韻圖聲母、韻母的方式，對語音系統進行了重新分析。從韻圖所反映的語音特徵及其與現代昆明方言的比較來看，所反映的是20世紀20年代的昆明方言。《原來如此》改訂國音字母的依據是昆明方言，體現出民國初年國語運動促進了方言地區的學者探索以注音符號記錄現實語音的積極思考，並將符號注音方式與明清等韻圖聲母、韻母經緯相交的拼讀方式有機結合。《原來如此》反映了清末民初等韻理論、切音理論與切字理論、注音字母運動之間傳承發展的內在關係，同時也為研究百年前的昆明方言語音提供了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本文從語義 - 語用的角度解析副詞“各”表分配時需要滿足的限制條件,提出：“各”要求其分配關鍵詞和分配成分均需含有多個可區分的成員。過往研究發現“各”需要複數性分配關鍵詞以及由無定短語（或者受存在量化約束的變量）實現的分配成分以構建分配關係。本文從“可區分性”的角度對上述條件加以解釋,並指出這些不是允准“各”的充分條件,還需額外考慮其他詞彙和語境因素,而這些因素都是為了滿足“可區分性”這一語義 - 語用要求。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說明“各”的分配義與其“不同”義之間的關係。過往研究還指出“各”有“不同”義,本文認為“不同”義本質上屬於語用層面,而非真值條件義,是由可區分性產生的言者的概率預期,表達言者預期分配關鍵詞中的所有成員都映射到分配成分中同一個成員是相對不易發生的情況。

中國西北地區的甘青河湟漢語中，未完整體類“著”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一般無法單獨出現於核心謂語後的句末位置。然而，部分甘青河湟漢語中存在少量“著”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的用例，此類“反常”的限定用法與其典型的非限定特徵明顯齟齬。藉助限定化的動態視角，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反常”限定用法可以得到相對統一的解釋：非限定特徵是“著”的典型特徵，限定用法則屬於局部和次要表現，限定用法很可能在其非限定特徵基礎上經由形式限定化過程逐步動態演變而來。非限定“著”的限定化與其後原初核心謂語的助動詞化和語氣詞化有關，本質上發生於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對立格局之中。“著”的限定化不僅不會否定和解構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系統，反而能夠進一步證明限定性對立在甘青河湟漢語中的存在。

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概率副詞“好好”位於否定副詞和能性補語的否定結構之前，否定的程度減弱。與“好好”相同，吉木薩爾漢語方言的“甚”可以作概率副詞，還可以作程度副詞，其概率副詞的用法是程度副詞進一步演變的結果。概率副詞“好好”可能是程度副詞“好”前置於否定結構，重疊並經歷與“甚”平行的演變過程後形成的。東干語“很很”的演變可以為“好好”的演變過程提供佐證。

佛教文獻是回鶻語存世文獻的主體部分，這些文本基本保持以一種回鶻語的書面語言寫成。學者們基於突厥語族語言的歷史發展，普遍認同這種書面語言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基本保持不變。如果將回鶻語譯本語言與原典語言進行平行比較可以發現，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的形態句法系統呈現明顯的歷史發展變化。基於此，本文以若干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為例，考察回鶻語狀語從句歷史發展變化。通過與漢文原典的平行比較可以發現：回鶻語譯者除了使用回鶻語固有的核心句法手段功能對應漢文原典句法結構以外，狀語從句中連詞使用的比例也逐漸增多，主句句首位置常使用與原典固定對應的引導詞，還類推出多種關係名詞結構。最終，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語言呈現更加顯赫的分析型句法特徵。回鶻語狀語從句的歷史發展進一步證明了佛經翻譯這一非自然語言接觸現象對語言發展的影響。

海口閩語述補結構主要採用“述語+賓語+補語（VOC）”，顯著區別於普通話及多數漢語方言。本文系統考察該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使用範圍及性質，發現其賓語限制較少、情態表達自由，整體處於由連動向述補演變的連續統中。通過跨語言比較與地理分佈分析，本文揭示海口閩語VOC與周邊壯侗語如臨高語高度相似，且在海南島內多種語言/方言中廣泛存在，已成為一項區域性語法特徵。研究表明，海口閩語VOC結構主要源於與壯侗語臨高語的深度接觸，海南地區的VOC是語言接觸導致特徵擴散的結果，而非古漢語隔開式的簡單存留。

本文藉助對“匝、壯、輩”和“發、合、行”這兩組詞身份的判別探討東周至南北朝時期動量詞鑒定的方法。文章提出：可基於相關序列的句法構造來判定序列內待鑒定的詞項是否為動量詞。萌生期的動量詞以及疑似動量詞的成分大多出現在“動詞（+賓語）+數詞+待鑒定詞”這一序列中，該序列內待鑒定詞的身份與序列自身的句法構造存在關聯：若待鑒定詞取不同的身份，序列會相應地有不同的句法構造。文章給出了序列內的待鑒定詞為名詞、名量詞、動詞、動量詞時序列的句法構造。文章認為：只有當序列是[_單賓 動詞[_賓語（+賓語）] + [_補語 數詞+待鑒定詞]]這一句法構造時，才適宜將序列內的待鑒定詞定性為動量詞。文章藉助對“匝、壯、輩”和“發、合、行”身份的判別展示了上述鑒定方法的運用。基於對含有這兩組詞的相關序列的句法分析，文章認為出現在序列中的“匝、壯、輩”宜被定性為名詞，“發、合、行”宜被定性為動詞，不宜基於語義考量將它們定性為動量詞。

本文討論連詞“或者”的意義。首先分析“或者”句語義真值的解讀,指出有些“或者”句的語義真值表現出與邏輯語義的“析取”有所不同的解讀方式。其次,從連接項的語義關係角度對“或者”句進行分類,說明意義理解過程中對“或者”連接項存在不同的選擇可能性。最後,基於“角色-值”概念二分,把“或者”的核心語義概括為：在多個可以互相替代的選項值中進行選擇以滿足角色要求。

本研究以口語對話為語料,從互動視角討論了“老A了”的主觀立場表達。研究發現,進入“老……了”的形容詞是性質形容詞,具有比較性,且以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為主。“老A了”體現了交際主體鮮明的主觀認識,包括增量表達、評價表達和反預期表達三個方面;體現了交際主體鮮明的情感站位,傾向於表達積極性情感;體現了交際主體鮮明的態度定位,即邀請對方加入己方立場,從而形成一致性立場。本文關於主觀立場三分的做法,特別是關於態度立場的闡釋,為漢語立場表達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