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第105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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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絲綢之路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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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以“V給”為例

  汪航, 羅端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369-394.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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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討論了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並與普通話的施用結構進行了比較。和普通話一樣，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標記通常來自於給予動詞的“給”，附綴於動詞之後以增加動詞的價。與三價給予義動詞結合時，該施用標記可有可無，不產生增價效應。不同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各具特色，其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主要是受益者和接受者，各個方言點之間施用結構的語序因語言接觸的影響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分佈上呈現為一個連續統。總體而言，“V給”施用結構構成了西北漢語方言語法的一個典型語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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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類型學視角看絲綢之路沿線語言的並列連詞

  陳健榮, 李晨萱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395-42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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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詞如何透過語法化獲得並列連詞功能，是語言類型學一直關注的課題，近年亦有不少學者從跨語言比較的視角，探討並列連詞語法化的共性。本研究基於2010至2025年間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分屬426種語言及367種漢語方言的1533個並列連詞，旨在分析絲綢之路沿線語言並列連詞的語法特徵與語法化路徑。本文有兩點發現。第一，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語法化路徑可分為“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循“共同施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有生名詞;循“共同受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無生名詞。第二，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多與數詞同形，據此可分為“以一為和”及“以二為和”兩型。前者與數詞“一”同形，例如格魯吉亞語的-dan ertad、維吾爾語的bilan等;後者與數詞“二”同形，例如甘肅及青海地區東鄉語的guala以及部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中的“倆”、“兩個”等。本研究揭示絲路沿線語言連詞的多樣性，為語言類型學研究提供寶貴資料與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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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維吾爾語以及蒙古語中“鬆散”解讀與類截省結構研究

  李梓明, 白雪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421-44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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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漢語、蒙古語和維吾爾語中的類截省結構，圍繞該類結構中照應成分的本質問題展開探討。通過對比分析，對區分表層照應與深層照應的現有判定標準進行了重新審視。現有標準依賴於“鬆散”解讀的可能性（有別於Wang & Wu 2006的觀點）或此類解讀的c-支配條件（有別於Wei 2009的觀點）。本文引入混合型“鬆散”解讀的可能性作為新判定標準，並將其與（反）格匹配效應、從類截省結構中提取成分等現象進行關聯分析，從而拓展了現有討論。本研究發現，漢語和維吾爾語的類截省結構涉及深層照應，而蒙古語的類截省結構則呈現表層照應的特徵。本研究為類截省結構中照應成分的類型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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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並列副動到並列連詞——青海同仁保安語的多功能語素ʥi

  畢原浩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441-461.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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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同仁保安語的並列副動詞詞綴與並列連詞共用同一形式：ʥi，該語素可以同時連接VP、NP、小句及構造複雜句。並列副動詞詞綴-ʥi為蒙古語族語言的共有形式，但並列連詞ʥi並非直接來自並列副動詞詞綴-ʥi的逆語法化，而是由ɡəʥi刪略ɡə所得，ɡə是動詞派生標記，ʥi是並列副動詞標記。ɡəʥi長期構造名派動詞的並列結構，造成並列成分的性質混淆與重新分析的發生，且同時受到當地安多藏語並列結構的接觸影響，複製了藏語中並列連詞的功能。並列連詞的產生導致了同仁保安語整個並列類型的變化，使之由WITH型語言轉變為AND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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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複數標記在不同接觸模式下的不同演變特徵

  徐澤韜, 潘俊楠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463-487.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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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語言接觸視野下，本文採用語料庫考察漢英雙語兒童漢語複數標記是否會受到英語的影響。結果發現，不同於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使用者以及漢語學習者，雙語兒童的漢語複數標記幾乎未受到英語的影響。原因在於1至4歲的兒童尚未習得名詞加複數詞綴結構表示複數的規則，只是將其作為整體詞彙儲存。本文將甘青漢語方言與漢語作為第二外語、雙語兒童漢語、晉語及西南官話中的複數表達進行對比，進一步揭示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與阿爾泰語等語言接觸時在微觀層面上發生的變化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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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青河湟漢語非限定“著”的限定化

  陳若雨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489-512.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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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西北地區的甘青河湟漢語中，未完整體類“著”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一般無法單獨出現於核心謂語後的句末位置。然而，部分甘青河湟漢語中存在少量“著”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的用例，此類“反常”的限定用法與其典型的非限定特徵明顯齟齬。藉助限定化的動態視角，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反常”限定用法可以得到相對統一的解釋：非限定特徵是“著”的典型特徵，限定用法則屬於局部和次要表現，限定用法很可能在其非限定特徵基礎上經由形式限定化過程逐步動態演變而來。非限定“著”的限定化與其後原初核心謂語的助動詞化和語氣詞化有關，本質上發生於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對立格局之中。“著”的限定化不僅不會否定和解構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系統，反而能夠進一步證明限定性對立在甘青河湟漢語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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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概率副詞“好好”與“甚”

  郭韻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513-53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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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概率副詞“好好”位於否定副詞和能性補語的否定結構之前，否定的程度減弱。與“好好”相同，吉木薩爾漢語方言的“甚”可以作概率副詞，還可以作程度副詞，其概率副詞的用法是程度副詞進一步演變的結果。概率副詞“好好”可能是程度副詞“好”前置於否定結構，重疊並經歷與“甚”平行的演變過程後形成的。東干語“很很”的演變可以為“好好”的演變過程提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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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泰語回聲重疊的形式和功能

  童夢園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531-55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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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聲重疊在阿爾泰語系中被廣泛使用，基於40種阿爾泰語的材料，本文首次全面分析了其形式和功能。其形式分為輔音變換型、元音變換型、輔元變換型三種，其中輔音變換型最為常見，且以基式是否以m-起首而表現不同。其功能主要是相似複數，並延伸出了負面評價義，且可以跨詞類使用。借助語言內外部證據，本文推測回聲重疊最初產生於突厥語族，並經由語言接觸借用至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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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接觸視域下回鶻語狀語從句歷史變化考察

  葉爾旦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551-575.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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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文獻是回鶻語存世文獻的主體部分，這些文本基本保持以一種回鶻語的書面語言寫成。學者們基於突厥語族語言的歷史發展，普遍認同這種書面語言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基本保持不變。如果將回鶻語譯本語言與原典語言進行平行比較可以發現，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的形態句法系統呈現明顯的歷史發展變化。基於此，本文以若干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為例，考察回鶻語狀語從句歷史發展變化。通過與漢文原典的平行比較可以發現：回鶻語譯者除了使用回鶻語固有的核心句法手段功能對應漢文原典句法結構以外，狀語從句中連詞使用的比例也逐漸增多，主句句首位置常使用與原典固定對應的引導詞，還類推出多種關係名詞結構。最終，回鶻語譯漢文佛教文獻語言呈現更加顯赫的分析型句法特徵。回鶻語狀語從句的歷史發展進一步證明了佛經翻譯這一非自然語言接觸現象對語言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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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語言接觸視角看“家來、家去”的形成

  賈寧波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577-59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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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家來、家去”的形成為線索，探討漢語歷史上三次重大語言接觸對漢語的影響。三次接觸的外來語言類型相同，都是SOV語序，具有格標記系統，故而對漢語語法的總體影響是朝著一個演化方向逐漸深化的。所以通過絲綢之路，以漢譯佛經形式最早進入中國的古印度語言對漢語影響深遠，漢語很多後來的語言特徵在漢譯佛經中已經初現端倪，或者相比同時期的中土文獻更為顯豁。“家來、家去”到第二次接觸以後才零星出現，第三次接觸逐漸增多，並進入到漢語通語。“家來、家去”的形成受到後置方位詞的干擾，背後是外來語言格標記的影響。在外來語言影響力消退後，漢語自身的“糾正”力量壓制後置方位詞的進一步擴展，“家來、家去”才得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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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紀河西漢語的聲母系統——以北涼曇無讖譯經對音為中心

  向筱路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591-61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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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曇無讖（385-433年）是北涼著名僧人，譯有多種佛教經典，本文對其中的陀羅尼、專有名詞和字母譯音進行對音研究，探討五世紀河西漢語的聲母系統。主要結論如下：（1）全濁聲母讀不送氣音;（2）輕重唇音尚未分化;（3）端組和知組大體已經分化，知組讀舌尖後音;（4）章組聲母讀舌面音，禪母是塞擦音;（5）次濁鼻音聲母是單純的鼻輔音，沒有塞音成分;（6）匣母的對音一分為三。總的來看，曇無讖譯經對音反映出的漢語聲母系統沒有表現出能與後世西北方音建立起歷史聯繫的特徵，而是與當時的共同語比較一致。此外，音譯詞的對應形式表明，雖然曇無讖譯經所據的源語言中存在一些俗語因素，但梵語化的程度已經很高，這也說明以梵語為中介對早期僧人的譯作開展對音研究具有合理性。
語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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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閩語VOC結構的特點及來源

  沈冰, 林華勇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611-636.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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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閩語述補結構主要採用“述語+賓語+補語（VOC）”，顯著區別於普通話及多數漢語方言。本文系統考察該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使用範圍及性質，發現其賓語限制較少、情態表達自由，整體處於由連動向述補演變的連續統中。通過跨語言比較與地理分佈分析，本文揭示海口閩語VOC與周邊壯侗語如臨高語高度相似，且在海南島內多種語言/方言中廣泛存在，已成為一項區域性語法特徵。研究表明，海口閩語VOC結構主要源於與壯侗語臨高語的深度接觸，海南地區的VOC是語言接觸導致特徵擴散的結果，而非古漢語隔開式的簡單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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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役動詞“著”的來源及其發展演變

  丁丁, 黃紫怡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637-658.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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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漢語的使役動詞“著”產生於唐五代，宋元明時期有了顯著的發展，清代其功能則迅速收縮。它成為使役動詞的過程，可以概括為“使附著、放置>使用>使役”的演變，其中從“放置”到“使用”與語義轉喻有關;而從“使用”到“使役”則經歷了語義上的隱喻和句法上的重新分析。從使用工具到使役是一個典型的語義演變路徑，上古的“使”、中古的“遣”、近代的“著”和近代後期的部分“使”均屬此類。使用工具和使役兩個範疇的聯繫還可以通過方言和類型學的材料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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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語時間詞“黑將來”詞源探析

  何馨, 趙小剛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659-678.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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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將來_傍晚”是晉語中常用的時間名詞，主要分佈在山西、陝西和內蒙古部分地區。“黑將來_傍晚”源於近代漢語中的“V +將+來”結構，由超常組合誘發，在句法結構緊鄰和描述時間語境中，受到隱喻、轉喻、類推等機制的作用發生詞彙化。“黑將來”詞彙化的具體路徑為：黑+將+來（述補短語）→黑+將來（述補短語）→黑將來（複合詞）。“黑將來_傍晚”在晉語不同地區詞彙化的程度不同，其中一些地區音節上發生兒化，或詞形上增加子尾，這是詞彙化程度高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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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A乎其A/A'”的構式化歷程與系統特徵——兼論“乎其”的構式中綴性

  曹運波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679-704.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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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乎其A/A'”作為漢語中一類表達語義強渲的獨特結構，從先秦延續至今，本文基於構式視角系統考察其歷史演變軌跡。研究發現，該結構的構式化始於上古時期“乎”“其”的跨層連用，經由中古時期的框架初現與重新分析、近代的構式深化與能產擴展，至現代圖式收斂、原型凸顯與完全構式化，構式義從早期的狀態描摹逐漸演化為主觀極量的情感強渲。該構式系統的核心特徵表現為：構體三層級類型、常項凝固性強、構件主要為相對性質形容詞，“加強”的構式義因並列、對舉、比較和語用推理浮現，重新分析、仿造類推和固化規約是其重要產生機制，“雅”“俗”雙重表達需要是其產生動因，其成功主要源於極量義表達的有效拓展，而白話文的興起是實現完全構式化的最終力量。在構式化進程中，常項“乎其”形式上表現出中綴特徵，但其性質與功能須置於構式整體中理解，可視為一種構式中綴性標記。本文認為，構式視角可為漢語中綴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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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界視角下“才”和“就”的標示功能比較探析

  秦宇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705-724.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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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藉助廣義量、上界與下界、類關係運算等概念工具，對副詞“才”和“就”的語義功能重新作出了概括：（1）“才”可關聯兩側或右側成分，其作用統一是標示“僅及性”，即“（左側的二階量）類小於等於（勉強達到）右側的二階量”。（2）“就”分為“就_a”和“就_b”，“就_a”重讀、不可以替換成“便”，只關聯右側成分，其作用是標示“限定性”，即“類小於等於（不超出）右側的二階量”，它與“才”同中有異，異在前者偏靜態，後者偏動態;“就_b”不重讀、可以替換成“便”，關聯兩側成分，其作用是標示“易至性”，即“左側的二階量類大於等於（輕易達到）右側的二階量”，它與“才、就_a”大體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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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濟源方言框式結構“……給⁼……倆”的功能及來源——兼論漢語方言後置詞“兩個（倆）”的演變

  喬豔敏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725-75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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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源方言中“倆”可後置於由“給⁼”連接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分後，構成“……給⁼……倆”框式結構，其連接項可為名詞、動詞、代詞、形容詞以及名詞性或動詞性短語等。研究發現“倆”的語法功能與語音形式緊密關聯：當“倆”讀本調[lia⁵¹]時，“倆”為實義，表示雙數，句法結構為[……給⁼[……倆]];當“倆”讀[lia²¹]時，語義虛化，“倆”複指整個短語，為伴隨格標記，句法結構為[[……給⁼……]倆]。濟源方言伴隨格標記“倆”是與蒙古語接觸的產物，拷貝了蒙古語“雙數>伴隨格”的語法演變路徑。漢語方言後置詞“兩個（倆）”的語法化路徑為：從實義“兩個”演變為伴隨格標記，到功能擴大的雙數標記，再到語法功能徹底消解而成為羨餘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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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臻曾梗通攝陽聲韻在陝甘川交界中原官話中的部分合流與重新分化

  莊佳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751-765.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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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陝甘川交界地區的部分中原官話秦隴片、關中片方言中，中古深臻曾梗通攝陽聲韻今讀表現為前後鼻音韻類和韻尾音值不完全合流，與秦隴片、關中片主流方言及與之接觸的西南官話川黔片方言均不一致。這種區域語言現象源於方言接觸下關中片方言韻類的部分合流，以及秦隴片方言合流韻類韻尾音值的重新分化，可以視為漢語方言深臻曾梗通攝陽聲韻三大分混類型（不混型、全混型、開混合分型）接觸演變的典型例證。在演變中，前高不圓唇元音与前鼻音韻尾的組合因最大程度契合語言經濟性原則，從而佔有絕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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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官話信蚌片古入聲歸併現象再研究

  阮仁平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767-782.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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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官話信蚌片古全濁入今讀陽平，古清入、次濁入今讀有“散歸陰平、陽平”或派入去聲等不同類型。本文通過比較河南、安徽兩省中原官話、江淮官話的古入聲今讀，探究信蚌片古清入、次濁入歸併的類型、地理分佈、成因。認為安徽信蚌片曾為洪巢片，入聲喉塞尾消失後讀高平調55，派入調型相同、調值接近的陽平或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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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對“國音”的改訂及所記百年前的昆明方音

  鄧強, 李軍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783-800. https://doi.org/10.65961/crcl-2026-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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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人蘇紹韓所著《原來如此》以刪除“重複”字母、明確“混淆”字母讀音、補充“缺漏”字母、重新擬定國音符號系統的方式，對國音字母符號系統進行了改訂;以等韻圖的形式，以新的國音符號系統標注韻圖聲母、韻母的方式，對語音系統進行了重新分析。從韻圖所反映的語音特徵及其與現代昆明方言的比較來看，所反映的是20世紀20年代的昆明方言。《原來如此》改訂國音字母的依據是昆明方言，體現出民國初年國語運動促進了方言地區的學者探索以注音符號記錄現實語音的積極思考，並將符號注音方式與明清等韻圖聲母、韻母經緯相交的拼讀方式有機結合。《原來如此》反映了清末民初等韻理論、切音理論與切字理論、注音字母運動之間傳承發展的內在關係，同時也為研究百年前的昆明方言語音提供了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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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

  鄧思穎

  中国语文通讯. 2026, 105(2): 8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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