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於行、知、言三域理論，系統考察了現代漢語“V起來”的分化及其連接功能生成機制。研究表明，“V起來”的三域分化與其在句法-語義-功能層面的語言表徵存在系統映射關係。行域“V起來”為動補結構，表示趨向義或體意義，通過時間序列實現句法層級的聯接;知域為“V起來AP”的構式前件，構建視角化評價框架，實現超句法範疇的認知推理關聯;言域作話語標記，通過立場協商機制完成篇章層級的互動性話語組織。研究表明，三域“V起來”在句法層級（句法層→超句法層→篇章層）、主觀性維度（客觀動作→主觀評價→交互主觀性）及連接功能定位（命題表達→認知推理→話語組織）三個參數系統內形成連續統。其連接功能的生成，本質上是認知域互動、主觀化驅動與句法調控協同作用的結果。

在數量短語中，概數詞“多”有三個可能的位置，分別是量詞之後，數詞和量詞之間，以及數詞內部，本文稱為“多”的浮動現象。從這一現象入手，基於已有的係位結構理論以及數詞的短語結構假說，本文認為漢語“數詞”應分解為一系列以位數詞（如：十、百）為核心、係數詞（如：一、二）為標誌語的位數詞短語。其中概數詞“多”是一種特殊的係數詞，量詞則被視作特殊的位數詞，浮動現象的本質是“多”充當了不同位數詞的係數。

學界普遍認為，現代漢語“一量名”短語不能表示定指，而“數（> 1）量名”短語可以獲得定指解讀。本文主張，“數量名”短語在內部語義性質上並無本質差異。“一量名”與“數（> 1）量名”定指表現的差異，以及“一量名”在回指類型上的限制，均源自“一量名”與光桿名詞的競爭。“DP最小化”原則（Patel-Grosz & Grosz 2017）要求：用於定指時，“一量名”如果與光桿名詞指稱完全相同的對象，且沒有其他使用目的，則會被句法及語義更簡潔的光桿名詞阻隔。

副詞“果真”具有獨立的句法意義。“果真”處理的是前述信息和本句信息的關係，其核心語義是“驗證前述信息為真”，語義結構包括待證信息、驗證行為、確證結果三個部分，分別體現說話者認知的待信性、意志的求證性、態度的認可性，信息狀態由未證狀態變為已證狀態。“果真”和“果然”的差異主要在說話人所持態度和作用的關係上，“果真”說話者多持懷疑態度，其連接的是驗證關係;“果然”說話者多持相信態度，其後命題也多是印證關係。具體話語中，說話者態度省略和所持立場也未知，致使某些情況下“果真”和“果然”可以替換，但二者所啟動的語義結構依然不同。

本文以語義語法為理論指導，立足語料和邏輯，將介詞“論”的句法環境描寫為“二階對比”的反預期話語關聯，語法意義提取為“定序生期”，“論”字句的結構特點概括為問答互動、並置生成。首先，回顧前人研究，指出“論”的介詞用法亟需精細描寫;其次，在話語關聯層面構擬“論”字句的“二階對比”句法—語義建構過程，指出無論是典型的轉折性話語關聯還是非典型的外折內因性話語關聯，“論”字句都必有反預期語境;第三，在單句層面描寫和驗證“論”的句法組配和語義選擇，指出“論”字句對反預期語境的要求來自其“片面性”，體現為句內事實句的“有序性”和觀點句的“偏向性”;第四，提取介詞“論”的語法意義為“定序生期”：通過将事物置於某一參照系中排序定位而產生相應的偏向性預期，從而產生在交際互動中二階對比的需要，因此“論”字句都來源於聽說雙方的問答互動。最後，從動介分類和語義提取兩個角度對介詞的語義語法研究提出了建議。

“叫莫”類動詞、副詞、連詞有多種詞形。“聽任”義動詞“叫（pro）莫”多見，為勸阻句“叫pro莫VP”的反問形式詞彙化而來，由江西填湖廣的移民帶到了中部地區，或經由讓轉的語法槽虛化為“儘管”義連詞。這類移民的數量在黃州、德安兩府超過土著，導致該類詞在鄂東北連片分佈，其他地區多為點狀分佈。在湘語長益片，“叫莫”類動詞經由推論的語法槽虛化為“何不”義副詞。“叫莫”類詞普遍分佈在黃孝方言，可以視為其方言特徵詞。

根據二分法，可將疑問句分為尋求確認類和尋求信息類。漢中方言“……吧”疑問句也分為兩類：尋求確認的“吧”是非問和尋求信息的是非型正反問“VP吧”。通過分析“VP吧”中“吧”的性質以及“VP吧”的用法、句法特點和語義特點，可見“VP吧”本質上屬於正反問。因漢中方言處於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的過渡地帶，“VP吧”的形成必然受到語言系統內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影響。“VP吧”目前處於正反問向是非問過渡的第三個階段。

關中方言複數標記主要有四類：“的”類、“些”類、“們”類、“夥”類。這些複數標記在地域分佈、標記範圍、語義表達上都存在一定差異。其中，複數標記“們”的地域分佈最廣，複數標記“些”的地域分佈最窄。複數標記“們”“的”“夥”“夥裡”“些個”都只能附加在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些”則沒有這一限制，其還可附加在非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夥”“夥裡”“些個”只能表達普通複數義，複數標記“們”“的”可表達普通複數義和連類複數義，複數標記“些”則可表達普通複數義、連類複數義和相似複數義。複數標記的不同來源是造成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

本文系統分析了濟源方言“NP₁ + V有 + NP₂”結構的句法、“有”的功能及其演變和語法化的條件。研究發現：①“有”具有領有義、存在義、完成-存續、焦點標記等功能，形成“空間存在→時間完結”的連續統;②“有”經歷了“領有>存在>完成-存續>焦點標記”的演化;③ 與普通話相比，濟源方言句法上允許“剁、吃、游”等高及物動詞自由進入，“NP₁”由處所詞語擴展至施事主體;④“有”的虛化受多重動因驅動：動詞變韻消退引發結構重新分析（V^D +有→V⁰有），語義相宜性推動空間域向時間域轉化，高頻使用加速“有”的語法化進程。濟源方言“有”的多功能性揭示出其從空間驅動到時間驅動的演化路徑。

徐州方言“想”是新興即行體，展現出了比成熟即行體更豐富的語法化早期階段的句法語義特徵，可基於不同語義功能“想”的共時句法特徵差異，構建更為完善的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的語法化路徑，進而更深入探討該語法化的演化機制。“想”的以下句法特徵在以往即行體研究中鮮少提及：（1）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非自主情狀時，“想”有主語導向和說話人導向的區別，且主語導向的“想”表主語的感知;（2）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自主情狀時，“想”僅在高度受限的語境下可表即行體，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表“意願”。根據（1），可明確意願動詞語法化起於後接動詞擴展;根據（2）和（1），可明確意願動詞與即行體雙重分析的階段是在即行體產生之後的，而非緊跟意願動詞階段。

山西文水縣（胡蘭）方言中的“還”“麼”，在句法、語義和語用等方面存在諸多的共性，但在表達功用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異。“還”“麼”屬於典型的主觀性評價形態，都與主觀量有關，這是二者共性背後的相關動因。“還”屬於主觀減量，“麼”屬於主觀適量，這導致二者存在用法上的差異。

本文探討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客家話中趨向動詞“落”和“下”的語義功能及歷時演變。“落”和“下”最初在語義上存在一定對立，與兩者位移參照背景的不同側重有關。但往後，兩者語義逐漸趨近。通過歷時和跨方言比較，本文認為，這一變化是官話接觸引發的語義複製結果，推動了客家話趨向動詞系統的再一次“二次分類”，最終實現形式與語義之間的重新分工。

漢語史上運動事件詞化類型“V→S”的歷時演變受到廣泛關注。然而，學界對“‘V→S’是否完成”依然存在爭議。本研究認為漢語運動事件已經完成了“V→S”的歷時轉移，並呈現“V→E→S→(V)”的輪回演變模式（V置於括弧內表示現代漢語未成為典型V-型語，下同）。本研究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通過追蹤漢語路徑動詞的完整語法化演變過程，構建“漢語運動事件輪回演變模型”，並以“來”的定量分析檢測這一模型。本研究發現漢語運動事件“V→S”的類型轉變在宋元時期已經完成。宋元之後至今，漢語呈現出“S→(V)”的演變趨勢。V-型表徵傾向於成為現代漢語運動事件的主導模式。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輪回演變是語言“清晰性”與“經濟性”互動的結果，是雙音化、語法化和詞彙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本研究是從“語言輪回”視角觀察漢語演變模式的初步嘗試，將有助於學界更加深刻地認識漢語的類型及其歷時變化。

本文藉助對“匝、壯、輩”和“發、合、行”這兩組詞身份的判別探討東周至南北朝時期動量詞鑒定的方法。文章提出：可基於相關序列的句法構造來判定序列內待鑒定的詞項是否為動量詞。萌生期的動量詞以及疑似動量詞的成分大多出現在“動詞（+賓語）+數詞+待鑒定詞”這一序列中，該序列內待鑒定詞的身份與序列自身的句法構造存在關聯：若待鑒定詞取不同的身份，序列會相應地有不同的句法構造。文章給出了序列內的待鑒定詞為名詞、名量詞、動詞、動量詞時序列的句法構造。文章認為：只有當序列是[_單賓 動詞[_賓語（+賓語）] + [_補語 數詞+待鑒定詞]]這一句法構造時，才適宜將序列內的待鑒定詞定性為動量詞。文章藉助對“匝、壯、輩”和“發、合、行”身份的判別展示了上述鑒定方法的運用。基於對含有這兩組詞的相關序列的句法分析，文章認為出現在序列中的“匝、壯、輩”宜被定性為名詞，“發、合、行”宜被定性為動詞，不宜基於語義考量將它們定性為動量詞。

現代漢語句末助詞“哪”有兩個來源：一是來源於前一詞是-n韻尾的語流音變，記作“哪₁”;二是來源於句末助詞“呢啊”的合音，記作“哪₂”。本文主要從海外藏河間府方言文獻出發，結合北京話文獻及當代河北相關方言資料，多角度證實了句末助詞連用形式“呢啊”的存在，從而論證了“哪₂”“合音說”的合理性。“呢啊”合音為“哪₂”後，其語氣表達也從“疊加語氣”發展為“複合語氣”，“哪₂”用於非疑問句，表達強烈的提醒語氣，用於疑問句，表達一種弱化的提醒兼深究語氣（有疑而問），或言者批評、責備的態度（無疑而問）。由於“哪₂”具有多重語氣且高頻使用，很可能會對跟它同音同行同位的“哪₁”產生“同化”作用，最終導致這部分“哪₁”跟“哪₂”合二為一，共同構成了現代漢語的句末助詞“哪”。

本文以方言文獻中所記錄的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潮州話外來借詞為材料，通過比較海外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之間的音節結構差異，分析在語言接觸過程中，處於音節中不同位置的輔音及元音所採取的選擇機制，討論音譯外來詞的轉換規則及音譯策略。研究發現：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中，外來詞主要通過語音相似性經由音節對應匹配進入潮州話中，這種相似性是相對的;潮州話的“音系庫藏”及“庫藏音節”在借詞的音譯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近百年來海內外潮州話語音演變方向一致，是海內外潮州人的頻繁往來的體現。

通過對西北地區唐宋、明清和現代三個階段的方言材料分析，發現唐宋西北方言德、陌_二、麥已混同，主元音為[e]，少數由[e]高化為[i]，與職、昔、錫混同，西夏時期，這些元音高化到頂後開始裂化，音變表達式是e>i>iə>ie;明清蘭銀官話、現代晉語是這種音變的繼續和發展。從音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看，西北方言的這一特點是同源性質，不是接觸趨同。西北方言的這種音變在中原官話的侵襲下逐漸退守，如今僅局限在晉語、蘭銀官話中，以唇音字為多，呈現衰減的態勢。合口字不參與這種音變，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音變發展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