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了武漢方言中句末助詞“的”的語法和語用特點。研究發現,武漢方言中的“的”有兩種區別於普通話的用法：其一,武漢方言中表示確認語氣的“的”的使用範圍比普通話更廣,既可以用於確認某個命題的真實性,也可用於確認某個過去事件的真實性;其二,武漢方言中的“的”可以充當時體標記,表示最近將來時或一般將來時。同時,文章還將武漢方言中句末助詞“的”與“了₂”進行了比較,指出雖然“的”和“了₂”在一些場景下允許交替使用,但兩者仍然存在語法和語用上的區別。最後,文章運用制圖理論描述了武漢方言中不同類型的“的”之間的句法層級關係。

本文討論常德話“VO的”結構中“的”的性質、功能以及層級。在常德話中,這個“的”可以被統一分析為焦點投射的中心語（Foc⁰）,當有對比焦點出現在這類“的”字結構中時,對比焦點可以移位至它的指示語 [Spec FocP],對比焦點可由“是”引介或者借由音係手段如重音標記。常德話整體的左緣投射層級為“時間投射（S.AspP）<句末“的”（FocP）<語力投射（iForceP）< 特殊義問句投射（SQP）< 情感態度投射（AttP）”。

學界普遍認為，現代漢語“一量名”短語不能表示定指，而“數（> 1）量名”短語可以獲得定指解讀。本文主張，“數量名”短語在內部語義性質上並無本質差異。“一量名”與“數（> 1）量名”定指表現的差異，以及“一量名”在回指類型上的限制，均源自“一量名”與光桿名詞的競爭。“DP最小化”原則（Patel-Grosz & Grosz 2017）要求：用於定指時，“一量名”如果與光桿名詞指稱完全相同的對象，且沒有其他使用目的，則會被句法及語義更簡潔的光桿名詞阻隔。

本文描寫了金華話“箇”在陳述句、疑問句中的具體語氣功能。陳述句中“箇”只能出現在謂詞性謂語句中,不能出現在名詞性謂語句中,通常表示確認斷言。疑問句中“箇”通常根據語用條件可選性出現,用於表達強化詢問語氣,提示聽者對方的高回應預期。最後,本文總結了七個吳語方言中句末“的”類成分的功能,發現句末“的”類成分功能都比較發達,而金華話尤其顯赫,具體表現為“箇”在確認斷言性陳述句中通常強制性出現,且功能一度擴展到了是非問句、選擇問句和附加問形式中,用於強化詢問語力,增加互動預期。

本文主要討論了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並與普通話的施用結構進行了比較。和普通話一樣，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標記通常來自於給予動詞的“給”，附綴於動詞之後以增加動詞的價。與三價給予義動詞結合時，該施用標記可有可無，不產生增價效應。不同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各具特色，其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主要是受益者和接受者，各個方言點之間施用結構的語序因語言接觸的影響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分佈上呈現為一個連續統。總體而言，“V給”施用結構構成了西北漢語方言語法的一個典型語法特徵。

本文從製圖角度研究粵語句末助詞“㗎”的句法結構。基於五種不同語境（普通陳述、信息詢問、感歎、警告、回應尋求）,“㗎”可見於以下三種結構：感歎句、陳述句或疑問句。本文通過考察每種“㗎”的語法屬性和語義闡釋,為“㗎”的不同出現情況提供了統一的句法分析。我們認為,鄧思穎（2020）的框架能夠很好地解釋“㗎”的不同用法,“㗎”的句法語義差異是其在左緣結構中經歷不同句法位移的結果。

根據二分法，可將疑問句分為尋求確認類和尋求信息類。漢中方言“……吧”疑問句也分為兩類：尋求確認的“吧”是非問和尋求信息的是非型正反問“VP吧”。通過分析“VP吧”中“吧”的性質以及“VP吧”的用法、句法特點和語義特點，可見“VP吧”本質上屬於正反問。因漢中方言處於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的過渡地帶，“VP吧”的形成必然受到語言系統內部和外部多重因素的影響。“VP吧”目前處於正反問向是非問過渡的第三個階段。

本文基於行、知、言三域理論，系統考察了現代漢語“V起來”的分化及其連接功能生成機制。研究表明，“V起來”的三域分化與其在句法-語義-功能層面的語言表徵存在系統映射關係。行域“V起來”為動補結構，表示趨向義或體意義，通過時間序列實現句法層級的聯接;知域為“V起來AP”的構式前件，構建視角化評價框架，實現超句法範疇的認知推理關聯;言域作話語標記，通過立場協商機制完成篇章層級的互動性話語組織。研究表明，三域“V起來”在句法層級（句法層→超句法層→篇章層）、主觀性維度（客觀動作→主觀評價→交互主觀性）及連接功能定位（命題表達→認知推理→話語組織）三個參數系統內形成連續統。其連接功能的生成，本質上是認知域互動、主觀化驅動與句法調控協同作用的結果。

關中方言複數標記主要有四類：“的”類、“些”類、“們”類、“夥”類。這些複數標記在地域分佈、標記範圍、語義表達上都存在一定差異。其中，複數標記“們”的地域分佈最廣，複數標記“些”的地域分佈最窄。複數標記“們”“的”“夥”“夥裡”“些個”都只能附加在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些”則沒有這一限制，其還可附加在非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夥”“夥裡”“些個”只能表達普通複數義，複數標記“們”“的”可表達普通複數義和連類複數義，複數標記“些”則可表達普通複數義、連類複數義和相似複數義。複數標記的不同來源是造成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

漢語史上運動事件詞化類型“V→S”的歷時演變受到廣泛關注。然而，學界對“‘V→S’是否完成”依然存在爭議。本研究認為漢語運動事件已經完成了“V→S”的歷時轉移，並呈現“V→E→S→(V)”的輪回演變模式（V置於括弧內表示現代漢語未成為典型V-型語，下同）。本研究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通過追蹤漢語路徑動詞的完整語法化演變過程，構建“漢語運動事件輪回演變模型”，並以“來”的定量分析檢測這一模型。本研究發現漢語運動事件“V→S”的類型轉變在宋元時期已經完成。宋元之後至今，漢語呈現出“S→(V)”的演變趨勢。V-型表徵傾向於成為現代漢語運動事件的主導模式。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輪回演變是語言“清晰性”與“經濟性”互動的結果，是雙音化、語法化和詞彙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本研究是從“語言輪回”視角觀察漢語演變模式的初步嘗試，將有助於學界更加深刻地認識漢語的類型及其歷時變化。

本文以“家來、家去”的形成為線索，探討漢語歷史上三次重大語言接觸對漢語的影響。三次接觸的外來語言類型相同，都是SOV語序，具有格標記系統，故而對漢語語法的總體影響是朝著一個演化方向逐漸深化的。所以通過絲綢之路，以漢譯佛經形式最早進入中國的古印度語言對漢語影響深遠，漢語很多後來的語言特徵在漢譯佛經中已經初現端倪，或者相比同時期的中土文獻更為顯豁。“家來、家去”到第二次接觸以後才零星出現，第三次接觸逐漸增多，並進入到漢語通語。“家來、家去”的形成受到後置方位詞的干擾，背後是外來語言格標記的影響。在外來語言影響力消退後，漢語自身的“糾正”力量壓制後置方位詞的進一步擴展，“家來、家去”才得以產生。

海口閩語述補結構主要採用“述語+賓語+補語（VOC）”，顯著區別於普通話及多數漢語方言。本文系統考察該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使用範圍及性質，發現其賓語限制較少、情態表達自由，整體處於由連動向述補演變的連續統中。通過跨語言比較與地理分佈分析，本文揭示海口閩語VOC與周邊壯侗語如臨高語高度相似，且在海南島內多種語言/方言中廣泛存在，已成為一項區域性語法特徵。研究表明，海口閩語VOC結構主要源於與壯侗語臨高語的深度接觸，海南地區的VOC是語言接觸導致特徵擴散的結果，而非古漢語隔開式的簡單存留。

在陝甘川交界地區的部分中原官話秦隴片、關中片方言中，中古深臻曾梗通攝陽聲韻今讀表現為前後鼻音韻類和韻尾音值不完全合流，與秦隴片、關中片主流方言及與之接觸的西南官話川黔片方言均不一致。這種區域語言現象源於方言接觸下關中片方言韻類的部分合流，以及秦隴片方言合流韻類韻尾音值的重新分化，可以視為漢語方言深臻曾梗通攝陽聲韻三大分混類型（不混型、全混型、開混合分型）接觸演變的典型例證。在演變中，前高不圓唇元音与前鼻音韻尾的組合因最大程度契合語言經濟性原則，從而佔有絕對優勢。

中原官話信蚌片古全濁入今讀陽平，古清入、次濁入今讀有“散歸陰平、陽平”或派入去聲等不同類型。本文通過比較河南、安徽兩省中原官話、江淮官話的古入聲今讀，探究信蚌片古清入、次濁入歸併的類型、地理分佈、成因。認為安徽信蚌片曾為洪巢片，入聲喉塞尾消失後讀高平調55，派入調型相同、調值接近的陽平或去聲。

“A乎其A/A'”作為漢語中一類表達語義強渲的獨特結構，從先秦延續至今，本文基於構式視角系統考察其歷史演變軌跡。研究發現，該結構的構式化始於上古時期“乎”“其”的跨層連用，經由中古時期的框架初現與重新分析、近代的構式深化與能產擴展，至現代圖式收斂、原型凸顯與完全構式化，構式義從早期的狀態描摹逐漸演化為主觀極量的情感強渲。該構式系統的核心特徵表現為：構體三層級類型、常項凝固性強、構件主要為相對性質形容詞，“加強”的構式義因並列、對舉、比較和語用推理浮現，重新分析、仿造類推和固化規約是其重要產生機制，“雅”“俗”雙重表達需要是其產生動因，其成功主要源於極量義表達的有效拓展，而白話文的興起是實現完全構式化的最終力量。在構式化進程中，常項“乎其”形式上表現出中綴特徵，但其性質與功能須置於構式整體中理解，可視為一種構式中綴性標記。本文認為，構式視角可為漢語中綴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回聲重疊在阿爾泰語系中被廣泛使用，基於40種阿爾泰語的材料，本文首次全面分析了其形式和功能。其形式分為輔音變換型、元音變換型、輔元變換型三種，其中輔音變換型最為常見，且以基式是否以m-起首而表現不同。其功能主要是相似複數，並延伸出了負面評價義，且可以跨詞類使用。借助語言內外部證據，本文推測回聲重疊最初產生於突厥語族，並經由語言接觸借用至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

徐州方言“想”是新興即行體，展現出了比成熟即行體更豐富的語法化早期階段的句法語義特徵，可基於不同語義功能“想”的共時句法特徵差異，構建更為完善的從意願動詞到即行體的語法化路徑，進而更深入探討該語法化的演化機制。“想”的以下句法特徵在以往即行體研究中鮮少提及：（1）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非自主情狀時，“想”有主語導向和說話人導向的區別，且主語導向的“想”表主語的感知;（2）主語為人，“想”後為動態自主情狀時，“想”僅在高度受限的語境下可表即行體，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表“意願”。根據（1），可明確意願動詞語法化起於後接動詞擴展;根據（2）和（1），可明確意願動詞與即行體雙重分析的階段是在即行體產生之後的，而非緊跟意願動詞階段。

早期吳方言文獻中“的”類複合標記“個哉”具有時體功能。相較於“哉”,“個哉”無法在強現場性語境中報道新情況。在敘述語篇中,“VP 個哉”和“VP 哉”呈現出不同的語篇功能：“VP 個哉”在敘述語篇中只能位於非事件主線,無法推進事件鏈條的進展;“VP 哉”則無此限制。這體現了“個哉”和“哉”所編碼時體義的不同：“個哉”編碼了相對過去時,並表示事件先於參照時間的已然完成;“哉”則編碼了相對過去時和事件變化義。

結構助詞“個”的使用普遍見於東南地區漢語方言,表現出顯著的區域性特徵。粵西陽春粵語“個”在共時上兼有量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和句末助詞等多種用法。基於“S+係+VP+個+NP”格式,結構助詞“個”隨著中心語NP的省略或隱含,獲得結構助詞和句末助詞兩解,並最終產生規約化的句末用法。與東南地區其他漢語方言和民族語言的比較表明,VP後結構助詞允許其後中心語NP隱含（轉指用法）是句末助詞用法形成的必要不充分條件。

本文藉助廣義量、上界與下界、類關係運算等概念工具，對副詞“才”和“就”的語義功能重新作出了概括：（1）“才”可關聯兩側或右側成分，其作用統一是標示“僅及性”，即“（左側的二階量）類小於等於（勉強達到）右側的二階量”。（2）“就”分為“就_a”和“就_b”，“就_a”重讀、不可以替換成“便”，只關聯右側成分，其作用是標示“限定性”，即“類小於等於（不超出）右側的二階量”，它與“才”同中有異，異在前者偏靜態，後者偏動態;“就_b”不重讀、可以替換成“便”，關聯兩側成分，其作用是標示“易至性”，即“左側的二階量類大於等於（輕易達到）右側的二階量”，它與“才、就_a”大體對立。

通過對西北地區唐宋、明清和現代三個階段的方言材料分析，發現唐宋西北方言德、陌_二、麥已混同，主元音為[e]，少數由[e]高化為[i]，與職、昔、錫混同，西夏時期，這些元音高化到頂後開始裂化，音變表達式是e>i>iə>ie;明清蘭銀官話、現代晉語是這種音變的繼續和發展。從音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看，西北方言的這一特點是同源性質，不是接觸趨同。西北方言的這種音變在中原官話的侵襲下逐漸退守，如今僅局限在晉語、蘭銀官話中，以唇音字為多，呈現衰減的態勢。合口字不參與這種音變，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音變發展不同步。

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概率副詞“好好”位於否定副詞和能性補語的否定結構之前，否定的程度減弱。與“好好”相同，吉木薩爾漢語方言的“甚”可以作概率副詞，還可以作程度副詞，其概率副詞的用法是程度副詞進一步演變的結果。概率副詞“好好”可能是程度副詞“好”前置於否定結構，重疊並經歷與“甚”平行的演變過程後形成的。東干語“很很”的演變可以為“好好”的演變過程提供佐證。

實詞如何透過語法化獲得並列連詞功能，是語言類型學一直關注的課題，近年亦有不少學者從跨語言比較的視角，探討並列連詞語法化的共性。本研究基於2010至2025年間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分屬426種語言及367種漢語方言的1533個並列連詞，旨在分析絲綢之路沿線語言並列連詞的語法特徵與語法化路徑。本文有兩點發現。第一，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語法化路徑可分為“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循“共同施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有生名詞;循“共同受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無生名詞。第二，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多與數詞同形，據此可分為“以一為和”及“以二為和”兩型。前者與數詞“一”同形，例如格魯吉亞語的-dan ertad、維吾爾語的bilan等;後者與數詞“二”同形，例如甘肅及青海地區東鄉語的guala以及部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中的“倆”、“兩個”等。本研究揭示絲路沿線語言連詞的多樣性，為語言類型學研究提供寶貴資料與新的啟示。

在語言接觸視野下，本文採用語料庫考察漢英雙語兒童漢語複數標記是否會受到英語的影響。結果發現，不同於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使用者以及漢語學習者，雙語兒童的漢語複數標記幾乎未受到英語的影響。原因在於1至4歲的兒童尚未習得名詞加複數詞綴結構表示複數的規則，只是將其作為整體詞彙儲存。本文將甘青漢語方言與漢語作為第二外語、雙語兒童漢語、晉語及西南官話中的複數表達進行對比，進一步揭示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與阿爾泰語等語言接觸時在微觀層面上發生的變化及原因。

海門方言有表達現實存在的句末助詞“個”,其性質不同於焦點標記“個”和語氣詞“個”。根據所搭配的謂語語義類型可以分為表達過去事件存在的“個_過去”、表達靜態性狀存在的“個_靜態”、表達慣常事件存在的“個_慣常”。用法上,三者均強制性使用,其中“個_慣常”能用於否定句而“個_過去”“個_靜態”不能。功能上,三者均含有存在體義,“個_過去”還含有過去時義,“個_靜態”還含有肯定的情態義。海門方言的這類句末“個”表 明,吳語中存在有時體功能的句末“個”。

中國西北地區的甘青河湟漢語中，未完整體類“著”屬於典型的非限定標記，一般無法單獨出現於核心謂語後的句末位置。然而，部分甘青河湟漢語中存在少量“著”單獨出現於句末位置的用例，此類“反常”的限定用法與其典型的非限定特徵明顯齟齬。藉助限定化的動態視角，甘青河湟漢語“著”的“反常”限定用法可以得到相對統一的解釋：非限定特徵是“著”的典型特徵，限定用法則屬於局部和次要表現，限定用法很可能在其非限定特徵基礎上經由形式限定化過程逐步動態演變而來。非限定“著”的限定化與其後原初核心謂語的助動詞化和語氣詞化有關，本質上發生於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對立格局之中。“著”的限定化不僅不會否定和解構甘青河湟漢語的限定性系統，反而能夠進一步證明限定性對立在甘青河湟漢語中的存在。

青海同仁保安語的並列副動詞詞綴與並列連詞共用同一形式：ʥi，該語素可以同時連接VP、NP、小句及構造複雜句。並列副動詞詞綴-ʥi為蒙古語族語言的共有形式，但並列連詞ʥi並非直接來自並列副動詞詞綴-ʥi的逆語法化，而是由ɡəʥi刪略ɡə所得，ɡə是動詞派生標記，ʥi是並列副動詞標記。ɡəʥi長期構造名派動詞的並列結構，造成並列成分的性質混淆與重新分析的發生，且同時受到當地安多藏語並列結構的接觸影響，複製了藏語中並列連詞的功能。並列連詞的產生導致了同仁保安語整個並列類型的變化，使之由WITH型語言轉變為AND型語言。

昆明人蘇紹韓所著《原來如此》以刪除“重複”字母、明確“混淆”字母讀音、補充“缺漏”字母、重新擬定國音符號系統的方式，對國音字母符號系統進行了改訂;以等韻圖的形式，以新的國音符號系統標注韻圖聲母、韻母的方式，對語音系統進行了重新分析。從韻圖所反映的語音特徵及其與現代昆明方言的比較來看，所反映的是20世紀20年代的昆明方言。《原來如此》改訂國音字母的依據是昆明方言，體現出民國初年國語運動促進了方言地區的學者探索以注音符號記錄現實語音的積極思考，並將符號注音方式與明清等韻圖聲母、韻母經緯相交的拼讀方式有機結合。《原來如此》反映了清末民初等韻理論、切音理論與切字理論、注音字母運動之間傳承發展的內在關係，同時也為研究百年前的昆明方言語音提供了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濟源方言中“倆”可後置於由“給⁼”連接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分後，構成“……給⁼……倆”框式結構，其連接項可為名詞、動詞、代詞、形容詞以及名詞性或動詞性短語等。研究發現“倆”的語法功能與語音形式緊密關聯：當“倆”讀本調[lia⁵¹]時，“倆”為實義，表示雙數，句法結構為[……給⁼[……倆]];當“倆”讀[lia²¹]時，語義虛化，“倆”複指整個短語，為伴隨格標記，句法結構為[[……給⁼……]倆]。濟源方言伴隨格標記“倆”是與蒙古語接觸的產物，拷貝了蒙古語“雙數>伴隨格”的語法演變路徑。漢語方言後置詞“兩個（倆）”的語法化路徑為：從實義“兩個”演變為伴隨格標記，到功能擴大的雙數標記，再到語法功能徹底消解而成為羨餘成分。

南京方言雙音節嘗試標記“看瞧”可表嘗試與警告兩種語義,二者在句法分布上存在差異。“看瞧”是經由“看看瞧”緊縮而來,並經過句法的重新分析,成為嘗試標記。“看瞧”多表假性嘗試義（警告義）,與多表真性嘗試義的單音節嘗試標記“看 / 瞧”有功能分化的傾向,這一現象在漢語方言中並不少見,其根本動因在於人類對嘗試事件不同角度的認知識解。

文章利用新發現的方言韻書《檢韻雜字》討論了清代揚州艾陵地區的方言情形,在此基礎上,結合現代方言的材料,梳理了百餘年來的音韻變遷。研究表明,艾陵地區的方言音韻變化是十分複雜的,既有自身因素導致的變化,包括：*ɻ>l/洪音____,*ɻ>∅/i____,*ts^ʰ、s>tɕ^ʰ、ɕ/i____,*iʔ>ieʔ,也有外部接觸導致的變化,包括：全濁聲母仄聲送氣讀法消失,假攝三等字文白異讀情形改變,咸山攝陽聲韻開口一等字白讀音消失,全濁上聲歸入去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陵地區的方言經歷了由泰如片向洪巢片的演變。

近代漢語的使役動詞“著”產生於唐五代，宋元明時期有了顯著的發展，清代其功能則迅速收縮。它成為使役動詞的過程，可以概括為“使附著、放置>使用>使役”的演變，其中從“放置”到“使用”與語義轉喻有關;而從“使用”到“使役”則經歷了語義上的隱喻和句法上的重新分析。從使用工具到使役是一個典型的語義演變路徑，上古的“使”、中古的“遣”、近代的“著”和近代後期的部分“使”均屬此類。使用工具和使役兩個範疇的聯繫還可以通過方言和類型學的材料得到證明。

山西文水縣（胡蘭）方言中的“還”“麼”，在句法、語義和語用等方面存在諸多的共性，但在表達功用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異。“還”“麼”屬於典型的主觀性評價形態，都與主觀量有關，這是二者共性背後的相關動因。“還”屬於主觀減量，“麼”屬於主觀適量，這導致二者存在用法上的差異。

本文系統分析了濟源方言“NP₁ + V有 + NP₂”結構的句法、“有”的功能及其演變和語法化的條件。研究發現：①“有”具有領有義、存在義、完成-存續、焦點標記等功能，形成“空間存在→時間完結”的連續統;②“有”經歷了“領有>存在>完成-存續>焦點標記”的演化;③ 與普通話相比，濟源方言句法上允許“剁、吃、游”等高及物動詞自由進入，“NP₁”由處所詞語擴展至施事主體;④“有”的虛化受多重動因驅動：動詞變韻消退引發結構重新分析（V^D +有→V⁰有），語義相宜性推動空間域向時間域轉化，高頻使用加速“有”的語法化進程。濟源方言“有”的多功能性揭示出其從空間驅動到時間驅動的演化路徑。

本文藉助對“匝、壯、輩”和“發、合、行”這兩組詞身份的判別探討東周至南北朝時期動量詞鑒定的方法。文章提出：可基於相關序列的句法構造來判定序列內待鑒定的詞項是否為動量詞。萌生期的動量詞以及疑似動量詞的成分大多出現在“動詞（+賓語）+數詞+待鑒定詞”這一序列中，該序列內待鑒定詞的身份與序列自身的句法構造存在關聯：若待鑒定詞取不同的身份，序列會相應地有不同的句法構造。文章給出了序列內的待鑒定詞為名詞、名量詞、動詞、動量詞時序列的句法構造。文章認為：只有當序列是[_單賓 動詞[_賓語（+賓語）] + [_補語 數詞+待鑒定詞]]這一句法構造時，才適宜將序列內的待鑒定詞定性為動量詞。文章藉助對“匝、壯、輩”和“發、合、行”身份的判別展示了上述鑒定方法的運用。基於對含有這兩組詞的相關序列的句法分析，文章認為出現在序列中的“匝、壯、輩”宜被定性為名詞，“發、合、行”宜被定性為動詞，不宜基於語義考量將它們定性為動量詞。

在數量短語中，概數詞“多”有三個可能的位置，分別是量詞之後，數詞和量詞之間，以及數詞內部，本文稱為“多”的浮動現象。從這一現象入手，基於已有的係位結構理論以及數詞的短語結構假說，本文認為漢語“數詞”應分解為一系列以位數詞（如：十、百）為核心、係數詞（如：一、二）為標誌語的位數詞短語。其中概數詞“多”是一種特殊的係數詞，量詞則被視作特殊的位數詞，浮動現象的本質是“多”充當了不同位數詞的係數。

本文的考察對象為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的”的對應成分：“個[e¹³]”。我們首先區分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個”作定語標記、用於焦點結構、以及出現在句末三種用法,接著通過製圖理論的方法對檳城閩南語句末“個”的句法層次進行考察,並兼論普通話的句末成分系統。我們發現該句末“個”屬於小句層次,屬於AssertionP。此投射高於焦點投射,低於語氣類助詞,包括焦點類助詞。雖屬相同投射,普通話“的_確認”與檳城閩南語句末“個”無論在語法搭配還是語義功能上都有差異。本文也透過句末助詞的排列和共現展示了檳城閩南語的邊緣結構。

本文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考察 205 位北京人口語中兒化詞的使用情況,發現兒化詞仍活躍在當代北京人的日常談話中,但個體差異明顯。年齡、文化程度等是影響兒化詞使用的重要社會因素,女性、青少年、學生等兒化詞使用數量較少,語言表達相對規範。與 20世紀 80 年代相比,40 年來兒化詞的衰減趨勢明顯,一些土俗兒化詞近乎消失,人際差異也顯著減小。不過語言使用規範化的要求以及北京人對兒化音的積極態度又使得兒化詞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